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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经的思想内容

高   凡

一、《易经》是周王朝建国前后的史纲

作为一个政治家、思想家的周文王,在羑里监狱长达七年的时间,他在想什么呢?我们猜度,他不会违背先祖的遗训,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,他定是追昔抚今,总结历史的教训,谋划灭商建国的大计,这在卦辞中可以隐约看出。卦辞有些隐晦难懂,这与他的处境有关,身居囹圄之中,失去了人身自由,怎能把话说得明白呢!

(一)《易经》记录了周先祖政治活动的轨迹

周族起于夏族、商族,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落,相传从始祖后稷起,到周文王时共历十五代。《易经》简约地纪录了周先祖创业之艰难。

王亥丧羊 《易经·大壮》爻辞说:“丧羊于易”,《旅》爻辞说:“旅人先笑后号咷,丧牛于易。”说的是商远祖王亥的故事。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载:“有人曰王亥,两手操鸟,方食其头。王亥托于有易、河伯仆牛。有易杀王亥,取仆牛。”又《竹书纪年》载:“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。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。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,以伐有易。克之,遂杀其君緜臣也。”“有易”是当时的一个部族,王亥率众放牛羊(或前往交易)于此,而被有易国君所杀,抢走了牛羊,发生了一场斗争。《旅》卦记载的就是此事。爻辞说:“旅琐琐,斯其所取灾”,“旅焚其次,丧其童仆”,“鸟焚其巢,旅人先笑后号咷,丧牛于易”,一路艰辛,旅店失火,童仆跑掉,牛群被抢,就连两手操的鸟也被焚了。

《易经》为什么记录了商祖的事迹呢?上面谈及,周来自于商,是个后起部落,商的先祖也就是周的先祖。

公刘迁幽 自后稷第四代传公刘,公刘是周的先祖,他的业绩在《诗经·公刘》中有记载。公刘时期的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到豳,《易经·同人》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。“同人于野”、“同人于门”是说公刘“匪居匪康”、“爰方启行”(《诗经·公刘》,以下所引皆出此篇),不在家里享清福,而是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家园。“伏戎于莽,升其高陵”、“乘其墉”,是说在迁豳时动用了军队,“其军三单,度其隰原,彻田为粮。度其夕阳,豳居允荒”,把军队组织起来,分成三组,丈量土地,开荒种地,使土地面积不断扩大。而公刘则“于胥斯原”、“涉则在巘,复降在原”,“乃涉南冈,乃觏于京”,他一会儿登上高山,一会儿来到平原勘测地形,规划土地,选择建宗庙的地址。爻辞说“三岁不兴”是说经过了三年的艰苦奋斗,军民们是“先号咷”,叫苦不迭。据史料记载,公刘是率全体军民的十八个部落的随从人员大迁移,可见其声势浩大,艰难可知,“先号咷”描述了这悲壮的场面。“而后笑”,又洋溢着成功的喜悦。“既顺乃宣,而无永叹”,民心顺畅,再也听不到叹息之声。听到的却是“于时言言,于时语语”。“止旅乃密,芮鞠之即”,公刘将众多的军队安置在水边与民众相互应,爻辞“大师克相遇”,说的就是将军民在新邑安顿下来了。

如果说《同人》卦说的是周先祖公刘迁豳艰苦创业的话,那么,接下来的《大有》卦则描述了丰收的喜悦,“大车以载”,足见丰收之硕!“乃积乃仓,乃场乃疆,乃裹糇粮,于橐于囊”,收割的谷物上了场院,打完后装满了粮仓、大口袋和小口袋,并做成了干粮,人们安居乐业。

周人是以农业起家的,相传周人始祖后稷就长于农业种植,“后稷之穑,有相之道”(《诗经·生民》)。至公刘时农业有了很大发展。若将《同人》和《大有》卦合起来看,则是记录了周人先祖艰苦创业、农业兴族的历史!

灭商大计的制定与实施 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爷爷,周第十三代先祖,他的最大业绩是迁都至岐阳周原。为什么又要迁都?史书上有许多说法,但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了,载:

后稷之孙,实维大王,居岐之阳,实始翦商。

看来自公亶父迁都至岐阳周原开始,就立下了灭商的决策。公亶父——季历——文王——武王,历经四代才完成了灭商的大计。

文王之父季历继承先祖遗愿,为灭商不断积蓄自己的实力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载,他有显赫的战功,在《易经》中当然也有记载。《解》卦爻辞“田获三狐”说的是季历伐翳之事。《竹书纪年》:“十一年,周人伐翳徒之戎,捷其三大夫。”《未济》卦爻辞“震用伐鬼方,三年有赏于大国”与《既济》卦爻辞“高宗伐鬼方,三年克之”,说的不是一个历史事实。“高宗”是商第二十二代君武丁,“鬼方”是商时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,《竹书纪年》载:“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,三十四年克之。”而“震用伐鬼方”则说的是季历伐鬼戎,《竹书纪年》载:“武丁三十五年,周王季伐西落鬼戎,俘二十翟王。”并受到了商王的奖赏:“王嘉季历之功,锡之圭瓒、秬鬯,九命为伯,既而执诸侯库。”

商王大丁看见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,于是就把季历给杀了。

杀父之仇不可不报,商、周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。

文王坎坷的政治生涯 周文王继位之后,更加致力于扩张自己的势力,据《史记》载,他先后征伐犬戎、密须、耆国等,均取得了胜利。周的强大使商大为震惊,故将文王关进了羑里国家监狱。他在监狱里“演《易》”,演《易》不是为了消遣,是有其政治目的的。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的需要,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次序,并为之作辞,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。其子周公深得父亲的旨意,为其作爻辞,进一步阐发了其思想,使其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。孔子说:“《易》之兴也,其当殷之末世,周之盛德邪,当文王与纣之事邪,是故其辞危”(《系辞下》)。这话是有道理的。

我们说《易经》是周人的政治纲领,文王演《易》是寄托了他的政治主张,何以见得?让我们先从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说起。

大家都知道,商易《归藏》是以《坤》为首卦的,而文王却以《乾》为首卦,以乾统坤,以坤顺乾,鲜明表明了要以“乾坤颠倒”的气魂去灭商。《乾》卦辞是“元亨利贞”,说明此道是大为亨通吉祥的。《坤》卦辞是也是“元亨”,但却加了许多附加条件。“利牝马之贞”,利于阴性,阴顺阳则可获吉;“君子有攸往,先迷后得”,在行动之前,好像看不出吉凶,有所迷惑,可以后就会的所收获;“西南得朋,东北丧朋”。对后一句的解释岐义颇多,有的是用先天八卦方位来解,其实“西南”、“东北”指的是商、周当时的地理位置,周在商西南,商在周东北。《蹇》卦辞“利西南,不利东北”,《解》卦辞“利西南”,与“西南得朋,东北丧朋”都是一个意思,就是对周有利,对商不利,投向西南是周的朋友,奔向东南则是周的敌人。《乾》、《坤》的爻辞对这一思想做了充分的说明。

唐·李鼎祚在《周易集解》中引干宝语,对《乾》爻辞作了注释,现转引于下:

澘龙勿用,“言文王有圣明之德,末被时用,当困于羑里,与此爻相合,故取以明‘澘龙勿用’之义也。”

见龙在田,利现大人,“而以文王免于羑里之日当之,故曰‘利现大人’也。”

君子终日乾乾,夕惕若,厉,无咎,“此盖文王反国,大厘其政之日也。凡无咎者,忧中之喜,善补过者也。文(王)恨早耀文明之德,以蒙大难,增修柔顺,以怀多福,故曰‘无咎’矣。”

或跃在渊,无咎,“此武王举兵孟津,观衅而退之爻也。守柔顺,则逆天人之应。通权道,则违经常之教。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,故其辞疑矣。”

飞龙在天,利现大人,“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,万物既睹,故曰‘利现大人’矣。”

亢龙有悔“圣人治世,威德相济。武功既成,义在止戈。月盈而不反,必陷于悔。”

干宝的这些论述是有独到之处的,他探到了《乾》卦爻辞的本义。他对《坤》卦爻辞“龙战于野,其血玄黄”作如下解释:

阴气过度,以逼阳战……阴阳色杂,故曰“玄黄”……故文王忠于殷,仰参二之强,以事独夫之纣,盖欲弥缝其阙,而匡数其恶,以祈殷命,以济生民也。纣遂长恶不悛,天命殛之,是以至于武王,遂有牧野之事,是其义也。

干宝说“龙战于野,其血玄黄”指的是武王伐纣之事,两军战于孟津之野,血色相杂,流血漂杵。所以我们说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是所反映的内容,是周王朝建国前后的历史纲要,是周王朝的政治纲领,其余六十二卦的卦辞和爻辞都是以此展开的,下面我们略举一斑,窥探一下其真面貌。

在卦辞和爻辞里,对文王的生活轨迹做了较详细的描述,这集中反映在《困》卦。《易纬·乾凿度》说:“文王在诸侯之位,上困于纣。”周是商的属国,文王虽被封为西伯,但纣王却不信任他,“有言不信”,将其“困于酒食”、“困于金车”、“困于朱绂”,有酒肉、有车坐、有官服,就是没有自由,而最后被“困于石,据于蒺藜”,关进了羑里监狱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,文王的基本行动准则有两条:一是“利用祭祀”,装出一付顺从之像,参加殷之祭典,以韬光养晦之策,寻求解困的办法;又“利用亨祭”,在国内祭先祖,求其保佑。二是“动悔,有悔,征吉”,居也有悔,动也有悔,那就不如寻找机会拼力一搏,冲出险境。

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:“西伯之臣闳夭之徒,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,纣乃赦西伯。”并“赐之弓矢斧钺,便西伯得征伐。”文王就借这一机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。这时发生了虞芮之争、伐密须、平崇侯虎,这在《解》卦中有记录。《解》卦辞“利西南”,上面的《蹇》卦“利西南,不利东北”,这与《坤》卦辞“西南得朋,东北丧朋”,说的都是一个意思,就是利周而不利于殷,所以文王以西南为根据地,不断扩张,文王采取的策略就是一个字——“解”。“解”有两音两义,读xiè时为分判、离析、分开,读 jiě时为缓解、解除,文王就是用这样两手打击敌人,团结朋友,发展自己。

爻辞说“君子唯有解”、“解其拇,朋至斯孚”,这是对朋友而言的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,文王曾“断虞芮之讼”。虞、芮是周的两个邻国,地处宗周东北,是进攻殷的必经之路,两国因争地发生了矛盾,当然是文王首先要解决的了。文王用感化的办法使两国合好了。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大,《诗经·緜》说:“虞芮质厥成,文王蹶其生,予曰有先后,予曰有奔奏,予曰御侮”,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奔周,伯夷、叔齐、太颠、闳夭、散宜生、鬻子、辛甲等先后归顺文王,为伐殷和以后建国做了人才上的准备。

爻辞“负且乘,致寇至”说的是密须的侵扰。密须在周的西北(亦是殷的西南),经常为患于周。“密有不恭,敢距大邦”(《诗经·皇矣》),文王为解后顾之忧以出击中原,对密进行了讨伐并取得了胜利。

爻辞“公射隼于高墉之上,获之”说的是文王伐崇。崇是殷的门户,筑有高大的城墙,“崇墙言言(高高)”、“崇墙仡仡(乾乾)”(《诗经·皇矣》,下同),可见城墙高大而又坚固,故说“高墉”。“公”指文王,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:商纣时“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”。“隼”是一种凶猛的鸟,以喻崇侯虎。“帝为文王,询而仇方,同尔兄弟,以尔钩援,与尔临冲,以伐崇墉”。文王会同了兄弟诸侯共同伐崇,取得了胜利。“执(捉)讯(俘虏)连连,攸馘(割下左耳)安安”,故“获之,无不利”。伐崇的胜利使文王完成了伐殷的战略准备,文王也将国都从岐迁到了丰。

史书记载“文王”是谥封,实则在他生前就已称王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:西伯“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”。甲骨文记载了周文王受封西伯之事,“王其又(祐)太甲,周方白(伯),□王(惟)足不(丕)ナ(佐)于受又(有)又(祐)”(转引自《西周史》)。这片甲骨文记载了周文王求祐于商先王祖先太甲,希望册封“周方伯”后能得到保佑。这片甲骨文是商朝时期的,册封时称文王为“王”,可见在册封前文王就已经称王。《升》卦说的就是他称王时的情况。

《易经》的卦辞和爻辞反复呼唤“利现大人”,有六处之多,而至《升》卦辞是“用见大人”,至此后再也不提此事了,这个“大人”就是文王。“利见”,是有利于出现的可能;而“用见”,是有了出现的条件和机会。用什么“见”呢?用“升”!在“升”之时将出现有德的君王。“南征”,《帛书》作“南正”,“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,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,三公中阶之前,北南东上”(《礼记·明堂》),君王是坐北朝南,而爻辞却紧紧扣住这个“南征”的大人出现,步步设辞:允升——利用禴——升虚邑——亨于岐山——升阶,层次分明。《象辞》把上面的内容依次释为:志行也——有喜也——无所疑也——顺事也——大得志也,由此可见,这是一个登基大典的全过程。文王称王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联合各路诸侯共同伐殷,但他也有忧患意识,爻辞“上六,冥升,利于不息之贞”,在昏暗的政治条件下,虽说称王,但仍要自强不息。

《泰》和《归妹》爻辞都提到“帝乙归妹”,看来,这在殷周时是一件大事。“归”是女子出嫁,“妹”,少女。帝乙是殷王高宗,纣王之父,他嫁女给周文王,本是想笼络周人,可在朝野上下和各诸侯国主生了巨大的影响,文王也非常重视,《诗经·大明》载:

文王嘉止,大邦有子,大邦有子,伣天之妹。文定厥祥,亲迎于渭。造舟为梁,不显其光……缵女维莘,长子维行,笃生武王。保佑命尔,燮伐大商。

由此可知,此“妹”是个莘国的女儿,长的美若天仙。又据《诗经·思齐》“大姒嗣徽音,则百斯男”,知其名叫“太姒”。文王备了聘礼亲自迎接,在渭河上把船联结起来作为桥梁,可见婚礼之隆重!周有两个最伟大的女性,一个是文王的母亲大任,再一个就是文王之妻太姒。太姒为文王生下了包括武王、周公、康侯等十个(一说八个)儿子,而恰恰就是这些儿子完成了灭商的大任。

太姒在周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。武王在《泰誓中》说:“予有(治)乱臣十人”,其中就包括太姒,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女官,所以在《易经》中多次提及。太姒是以妃的身份下嫁的,这在爻辞中作了忠实记录:“帝乙归妹,其君之袂,不如其娣之袂良,月几望,吉”,“君”这里指正室,“娣”是偏室,偏室穿的衣服比正室还漂亮,这似乎的夺嫡之嫌,然虽说像天仙般美丽但却不盈満,始终保持谦虚之德而获吉祥。从爻辞“女子贞不字”(《屯》)、“我仇有疾,不能我即”(《鼎》)、“女承筐无实”(《归妹》)推测,文王正妻可能是多病不能生育,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她所生的后代;但文王对正室的感情还是很好的,《讲诗经·思齐》说,文王“刑于寡妻”,“刑”,就是“法”,说文王以礼法对待其妻,“寡妻”就是没有儿女的正室。又从“入于其宫,不见其妻”(《困》)来看,有可能在文王囚于羑里时,正室就病死了。因现存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·周书》都是周人写的,没有提及此事。

《易经》对太姒作了很高的评价:“受兹介福于其王母”、“以祉元吉”(《泰》)。太姒为周王室的兴旺发达、生息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,所以孔子说:“归妹,天地之大义也,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。归妹,人之始终也”(《归妹·彖》)。

“帝乙归妹”在史书上没有记载,我们“以史解易,以易证史”,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!

(二)贯穿《易经》的一条主线是“灭商”

“翦商”的政治方针,经公亶父——季历——文王三代的努力,最后重任落在武王肩上。

武王东观兵,孟津会诸侯 文王在伐崇后的第二年就死了,武王担当起伐殷的重任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:“九年,武王上祭于毕,东观兵,至于孟津。”这一次实则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,武王看到时机尚不成熟,敌强我弱,遂又退兵。又过了两年才大举伐纣。这段历史在《易经》中多有记载。

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,武王“东观兵”时:

武王渡河,中流,白鱼跃于王舟中,武王俯取以祭。即渡,有火至上复于下,至于王屋,流为鸟,其色赤,其声魄云。

古《尚书》也有类似的记载,只是将“俯取以祭”写作“出涘以燎”,这是一个卦象。鱼出泽中,火燎于下,正合“泽火革”之卦义。殷喜白,周喜红,红火烤白鱼,又有瑞鸟来贺,有伐殷必胜之象。但“能事鬼神”的周公却说:“恐恃之。”大概他看到鱼能跃上船,说明它还有生气,火本应上炎却复于下,时机还成熟,武王同意周公的意见。

八百诸侯会于孟津,同仇敌忾,《革》爻辞“初六,巩作黄牛之革”,是说这种会盟巩固得像用黄牛皮制成的革捆起来那样,牢不可破,诸侯们齐说:“帝纣可伐矣!”可武王却审时度势,说:“女(汝)未知天命,未可也。”武王在会盟大会上发表了三篇讲话(见《尚书·泰誓》),这就是爻辞所说的“革言三就”。这次会盟定下了伐纣的日期,即“巳日乃革之”,这与卦辞“巳日乃孚,元亨利贞,悔亡”是一致的。如果说卦辞是文王所作,那么,“巳日乃孚”当是文王的遗嘱了!“巳日”是阳气上升、阴气渐消之时,而武王伐纣恰是“癸巳始发日”,这大概是巧合!

时机成熟,武王伐纣 “居二年,闻纣昏乱暴虐滋甚,杀王子比干,囚箕子,太师疪、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。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:‘殷有重罪,不可不毕伐’”(《史记·周本纪》)。

据《尚书·微子》载,当纣将灭亡之时,殷之大臣有次密谋,每人态度不一,这在《遁》、《明夷》等卦中亦有反映。微子“数谏不听,遂去”,“明夷于飞,垂其翼”、“用拯马壮”,速速离去而奔周,以保持殷之后嗣(微子是纣之庶兄),此乃“好遁”。王子比干“逎强谏纣”,“三日不食”,最后被剖心而死,此乃“尾遁”。箕子(纣之诸父)久谏不遂,便装疯躲过了灾难,这就是“箕子之明夷”,乃“嘉遁”也。武王看到时机已经成熟,决定伐纣。

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,武王会诸侯时“为文王木主,载以车,中军,自称太子发,言奉文王以伐,不敢自专。”《师》卦辞“贞丈人吉”,爻辞“在师中,吉,无咎,王三赐命”,说的就是此事。古称祖考为“先亡丈人”(在《易经》中唯此说“丈人”),这里是指载在军中车的木主文王,武王是以文王的名义发布伐纣命令的,故说“王三赐命”。武王发布伐纣命令说:“尚桓桓,如虎如貔,如豺如离,于商郊,不御克奔,以役西土,勉哉夫子!”这就是《革》卦所说的“改命”,“大人虎变”,“君子豹变”。对待俘虏则要“田有禽,利执言”(《师》),放过前来投降的人。这场战争不像史书上说的“兵不血刃”,而打得非常残酷。武王“遂率戎车三百乘,虎贲三千人,甲士四万五千人,以东伐纣。”“帝纣闻武王来,亦发雎七十万人距武王”(《史记‘周本纪’》)。《尚书·武成》说是“流血漂杵”。《离》爻辞说“突如其来如,焚如,死如,弃如”,突然发起攻击,战场火光一片,横尸遍野,到处丢弃的战车、战马,“师或舆尸”、“弟子舆尸”(《师》),尸体用车来拉,可见死伤是相当惨重的。纣王看大势已去,“反人登于鹿台之上,蒙衣其殊玉,自燔于火而死”。大概应了“火烤白鱼”之卦象。武王砍下了们的头,悬于白旗之上,这真是“初登于天,后入于地”(《明夷》)。殷都“城复于隍”(《泰》),“阒于其人,三岁不觌”(《丰》)。

胜利庆典 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,武王伐纣是在“二月甲子昧爽”,史书多记载了这一天的天文情况:

三十二年,五星聚于房。(《竹书纪年》)

昔武王伐殷,岁在鹑火,月在天驷,日在析木之律,辰在于柄,星在天鼋。星与日辰之位,皆在北维。(《国语·伶州鸠》)

二年甲子日,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,昧爽,武王至于商郊牧野。(《尚书古今文注疏》引桓谭《新论》)

中国夏商周历史断代专家们确定,武王伐纣这一天是公元前一0四六年一月二十日(甲子日),这一天,天上出现了彗星。彗星俗称“扫帚星”,认为这是不吉利之星。《丰》卦记录了这一罕见的天文现象,并以此设的卦辞和爻辞。

“日中见斗”、“日中见沬”这是一种奇特的天文现象。“斗”是北斗星,“沬”是北斗星的一个辅星,本来就很暗淡,这两棵星只有在夜晚才能见到,白间见到北斗星和沬星,说明天空非常昏暗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?因为“丰其蔀”、“丰其沛”。“蔀”是“复暖”之义,即阳光被遮蔽,不明亮,这里指彗星。“丰”和“沛”都是盛大之貌。彗星横亘天空,遮天蔽日。可这时武王要举行庆祝大典,“往得疑疾”,人们产生了疑虑,占卜的结果告知“勿忧,宜日中”。“斗为帝车,运于中央,临制四乡”,“斗为文太室,填星庙,天子之星也”(《史记·天官书》)。日中见斗,说明一个新的明君就要出现了,故“遇其夷主”、“遇其配主”。至于那个倒霉的扫帚星,是应在殷纣身上的,故庆典照常举行,武王发表讲话说:“膺更大命,革殷,受天明命!”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。

开国成家,分封诸侯 武王克殷后,建立了西周,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,《师》爻辞“上六,大君有命,开国承家,小人勿用”,说的就是此事。“大君”指武王,因当时尚未称王,故称“君”。“开”即是“封”,“国”指诸侯,“家”为都邑。“开国承家”就是分封诸侯,建立诸侯国的领地。《尚书·武成》载:“列爵惟王,分土为三,建官惟贤。”即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排列爵位,按三个等级分配土地,论功行赏,分封诸侯任用贤人,小人没份。

(三)周公摄政,巩固新生政权

武王在灭商以后的第二年就病了,又二年逝去。当时武王之子成王尚幼,由周公摄政。在这七年时间里,周公用了三年东征平定殷乱和东夷族,营建了东都成周(洛邑),制定了一系列政策、法令,还政后仍主持殷地事务,对新生的西周政权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周公“损下益上”,为武王祈祷 武王在克殷第二年就病了,这在周王朝可是一件大事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:

武王病,天下未集,群公惧,穆卜。周公乃祓斋,自为质,欲代武王,武王有廖。

此事在《尚书·金滕》中有详细记载,《易经》也记录了这一事。

都说《损》卦是“损下益上”,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,其实说的是周公以身自代为武王祈祷之事。武王病后,大臣们都很焦急,太公、召公说:“我其为王穆卜”(《尚书·金滕,以下所引均出此篇》),即共同为武王进行占卜,而周公打算以自己的生命作质,求先祖保佑武王平安。“弗损益之”,不要损伤武王,而是要增益他,“无坠天之降宝命”。“已事遄往”,“已”,《帛书》作“巳”,“巳”与“祀”通用,即祭祀之事不可躭误,应速速去办。至于祭品可以从简,“酌损之”,“曷为用?二簋可用享”,周公只是清理了一块地方,分别为太王、王季、文王设了三个祭坛,祭坛上放了块璧玉,手拿着圭,可见仪式之简单。

“三人行,则损一人;一人行,则得其友”,是说周公“自以为功”,不牵连他人。“三人”指太公、召公和周公。“友”,助也,保佑之义。用我周公一个人作质就够了,我“多才多艺,能事鬼神”,先帝会保佑武王平安的。为此周公甚至用了威胁性的语言:“我先王亦永有归依”,是说:只有武王病好了,才能“定尔子孙于地”,并能保他们的平安,否则不但“得臣无家”,就连你们也不会得到安宁。这一招还真灵,“损其疾,使遄有喜,无咎”,第二天,武王的病就好转了。

周公是武王的兄弟,又是臣子,此举是出于公心,也是出于私心。此事后来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历史故事。周公平定殷叛以后,杀管叔、放蔡叔,这二人是周公之兄、成王之叔,因而君臣曾发生了误会。后来成王见到了藏在匣子中的上面的祷告之辞,受到了感动,才亲迎周公还朝,这件事在《易经》中有所反映并不奇怪。

周公东征,平定殷叛 武王伐纣以后,对原殷各项政治、经济乃至风俗习惯都没有大的改变,武王封纣王之子禄父管理殷之行政事务,派管叔、蔡叔和霍叔为“三监”,监督殷地事务。武王病后第二年就死了,成王年幼,由周公摄政。管叔和蔡叔是武王的弟弟、周公的兄长,他们借口周公摄政对成王不利,勾结东夷发动了叛乱,这在西周、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桩大事。如何处理这意外发生的事件,在朝中发生了严重分歧,这在《尚书·大诰》中有记载,《比》卦记录的就是此事。

《比》卦实则讲的是诚信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比,密也。二人为从,反从为比。”有比辅、亲密之义。“比”有几种情况,“有孚比之”,是心怀诚信与人交往;“比之内心”,是出自内心与人交往,这都是诚信之比。但是,不能“比之匪人”,就是说不能与不正派的小人交往过密。现在诚信发生了危机,“不宁方来,后夫凶”,远方传来了坏消息,而且发展下去后果将会很严重。是什么消息呢?需要占卜一下,“宁王遗我大宝龟,绍天明”(《尚书·大诰》,下所引均出此篇),用文王留下的大宝龟进行占卜,占卜的结果是:

即命曰;“有大艰于西土,西土人亦不静,越兹蠢。殷不腆诞敢纪其叙,天降威,知我国有疪,民不康,曰:予复,反鄙我周邦,今蠢。今翼日,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。我有大事,休?”朕下并吉。

这也就是卦辞所说的“吉,原筮元永贞,无咎,不宁方来,后夫凶”。“原筮”就是用“宁王遗我大宝龟,绍天明”。宝龟告知:殷地的残余势力要想复兴旧国,正在蠢蠢欲动,图谋我们的国家,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。周公说服众臣,决定平叛,在爻辞中还制定了几项政策:一是“显比”,光明正大地、无私无畏地去平叛,不含有私心杂念。二是“王用三驱,失前禽”,大军长驱直入,不杀俘虏,放过前来投诚的人。“失前禽”与《师》卦“田有禽,利执言”是一个意思。三是“邑人不诫”,对城里不抵抗者不杀。四是“比之无首”,只处理不讲诚信、带头闹事者,对他们要处以极刑,砍了他们的头!

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平定了殷叛,“诛管叔,杀武庚,放蔡叔”(《史记·鲁世家》),还平定了东方各国,使新生的西周政权得到巩固,作出了重大历史性的贡献。

营建洛邑,还政成王 武王王出于战略上的考虑,为国家长治久安,在死前就嘱托周公想在东建一个新都。周公继承武王遗愿,在平定殷叛后,越发感到建新都的必要性,便着手建洛邑。洛邑建成后,周公就还政给成王,这在《尚书·洛浩》中有记载(以下所引均出此篇),《益》卦说的就是此事。

爻辞“初六,利用为大作,元吉,无咎”说的就是建洛邑之事。“大作”即大兴土木。“惟太保先周公相宅”,“周公朝至于洛,则达观于新邑营”,看来,营造洛邑是太保召公和周公两人共同操办的。“六二,或益之十朋之龟,弗克违”,说的是周公营建洛邑前占卜选址之事。“公既定宅,伻(使)来,来视予卜,休恒吉,我二人共贞”,这说明,周公选定地址后,将地图和占卜的结果告诉了成王,成王很满意,与周公有共同的认识。“王用亨于帝”,是说新邑建成后,成王前去视察。“肇成殷礼,祀于新邑”,成王在新邑以殷礼仪接见诸侯,并祭典先帝,“用牲于郊,牛二”祭天,次日“乃社于新邑,牛羊豕”祭地可见场面之大,祭品之丰,心地之诚。

“六二,益之用凶事,无咎,有孚中行”,说的是一段往事,即前面提及的“金匣藏书”一事,君臣曾经发生过误会,成王说:平叛是我命令你做的,事情已经过去了,我心中充满了诚信、信任之情。“告公用圭”的“圭”,是帝王、诸侯为官的玉制信物,这里引申为史册、公告,“王命逸祝册,惟告周公其后”,成王诚心地让周公留守新邑,治理殷地,并将此事记录在册,告知先王。这就是爻辞所说的“中行告公从,利用为依迁国”。周公答应了,并说:“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,答其师,作周孚先”,忠诚先王成业做诚信的表率,与百官一起治理人民。爻辞“莫益之,或击之,立心勿恒,凶”实际是一句誓言,犹说没有诚信,不但不能增益他,还要攻击他,凶事将要降临在他的身上。

都说《益》卦是“损上益下”,实则是周王朝内部权力分配。成王将管理殷地之行政事务交给了周公,对国家的权利是一种“损”,而对周公来说则是“益”,损和益的基础是“孚”,“有孚中行”、“有孚惠心”、“有孚惠我德”,双方都以诚相待。

周公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,他随文王,佐武王,辅成王,伐殷纣,营洛邑,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《尚书·周书》的大部分文献都出自于周公之手,或是史官记录周公的言行,从上面对照式的解释来看,我们有理由相信,至少《易经》的爻辞是周公所作,卦辞若是文王所作,也是经过了周公的修改、润色。西周至周公还政以后的历史事件,在《易经》中就再也没有反映了!

 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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